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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复苏“年夜饭”回归 市场监管保“舌尖安全”******

　　本报讯(记者 王薇)“我们除夕‘年夜饭’午餐和晚餐的包间全部订满了，初一到初五的包间也只剩下了少量的晚餐可以预订，今年红火的‘年夜饭’让餐饮人看到了希望。”昨天，中华老字号同庆楼北京区总经理周泽春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说。面对今年消费逐步复苏后回归的“年夜饭”，本市市场监管部门提前入手开展专项检查。连日来，执法人员摸底辖区内各餐饮企业接单“年夜饭”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走进后厨，检查原料进货和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紧盯各种套餐价格，严查开瓶费等违规收费，为市民守护“舌尖上的年味”。

　　昨天上午10点30分，北青报记者跟随东城区市场监管局建国门街道所的执法人员走进同庆楼(金宝汇店)，对这里的“年夜饭”准备情况进行检查。进门处的食品安全信息公示栏中，公示着企业的《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以及店内食品安全管理员等信息。“食品安全无小事，这些公示信息都要有，全部向消费者公开。”副所长牛玉龙说。

　　随后，执法人员又走进同庆楼的后厨，检查了其食品原材料进货查验和索证索票制度，提示商家要定期对库存食品进行清理，严禁使用过期食品或腐败变质食品。凉菜制作间是餐饮食品检查中监管规格最高的，每一名进入凉菜间的人员都有着严格的着装和消毒要求，进门洗手消毒，帽子、手套、口罩等一样也不能少；在后厨的墙上，北青报记者还看到了各种记录，原材料采购变更记录、冷库温度记录、冷菜果蔬间消毒记录以及冷库原料进出台账等。“每一项都要清清楚楚，你看这个，原材料备货的变更都能够及时记录并更新，商家的工作很细致。”牛玉龙说。检查完后厨，牛玉龙和同事还对同庆楼年夜饭的预订情况进行了了解，特别针对节日期间从业人员的在岗情况进行了统计，提示企业科学评估接待能力，避免超出加工能力接餐。

　　周泽春告诉北青报记者，目前，同庆楼(金宝汇店)“年夜饭”的预订十分火爆，为了回馈消费者，他们推出了600元到1000元多种价位的套餐，消费者也可以预订零点的菜品，同时，今年他们还推出了“年夜饭”的外卖套餐和预制菜的家宴礼盒，全方位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东城区市场监管局于1月11日启动了2023年度春节期间餐饮环节食品安全检查，重点对提供“年夜饭”服务的餐饮企业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在开展线下监督检查的同时，同步检查门店在外卖平台上的名称、地址、经营范围、许可证资质等信息，督促餐饮单位线上线下经营保持一致，严查“幽灵餐厅”和线上超许可经营行为。

想去三、四线城市就业大学生占比呈上升趋势******

　　《社会蓝皮书：202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发布——

　　想去三、四线城市就业大学生占比呈上升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联合发布了《社会蓝皮书：202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以下简称“蓝皮书”)。蓝皮书指出，大学生就业地域偏好明显，想去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和二线经济发达城市的大学生仍占大多数，不过这一占比呈缓慢下降趋势。想去三、四线城市以及小县城、基层乡镇和农村工作的大学生占比虽然相对较少，但呈上升趋势。

　　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23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58万人，比2022届增加82万人。

　　高校毕业生倾向三、四线城市为什么会呈上升趋势？对于超千万的毕业生群体来说，这是否会成为一个新信号？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一、二线城市仍是首选

　　家住河南郑州的刘燕在大学所学专业属于师范类，正在准备参加当地的教师招聘。她说：“肯定还是想优先考一、二线城市。如果没考上，考离家近的三、四线城市也能接受。”

　　“毕业生刚走出大学校门，尽管不能全面理解城市等级和职业生涯的关系，但总能判断出在各类城市就业的长短期收益差异。”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政策室副主任魏国学表示，进入一线城市会面临激烈竞争，薪资水平和生活舒适度方面可能并不友好，但可以预期更高的发展上限和更广阔的职业空间，在跳槽或者失业时的回旋余地更大。毕业生到三、四线城市求职的竞争压力相对较小，但也存在劳动力市场规模小、制约长期发展空间的局限性。

　　“毕业生在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之间做出选择，本质上都是在权衡职业生涯的长短期利弊，并非一线城市吸引力不再。”魏国学坦言。

　　虽然，在三、四线城市就业的意愿增强，但蓝皮书显示，2021年，想去北上广工作的大学生占比34.1%，想去二线省会城市或经济较为发达的非省会城市的占比39.27%，合计超过70%。这说明大部分大学生依然倾向于“传统”大城市。

　　魏国学分析，一线城市资源集聚和配置能力从未停止增长，职场吸引力也在持续增强，加剧了已然激烈的竞争。因此，当毕业生觉得长远的预期收益难以抵消短期竞争带来的损失时，到三、四线城市的意愿就会增强。

　　以家乡为参照对比城市间就业优劣

　　家住济南的赵禾马上大学毕业，在找工作的这段日子里，他以家庭所在城市为最低标准进行择业。“除非是公务员外派，不然去别的三、四线城市不如在老家工作。”

　　不愿离开家乡，是不是代表着这届毕业生更加“佛系”？

　　“对毕业生而言，没有比老家城市更熟悉的参照系。”魏国学坦言，毕业生离开故土到陌生的城市工作，除了要适应当地环境，还需重构社会网络，在短期可能得独自承担困难及风险，这些事项看起来很微妙，但对个体而言意味着成本，如果就业城市的收益低于家乡城市，远走他乡工作肯定是个亏本的决策，理性的毕业生会尽力避免。

　　魏国学说：“对比城市间就业优劣的难度非常大，主观性很强，部分结论甚至是道听途说，以家乡为参照进行比较是一种理性行为。”

　　选择就业城市并非一锤定音

　　近期，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陆续公布了2022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在这些报告中，高校2022年毕业去向落实率均在83%以上，高校毕业生就业“基本盘”稳定，并且呈现出扎根西部的趋势。其中，西安交通大学到中西部就业的大学生人数占比为59.52%，上海交通大学赴中西部就业的学生比例也创历史新高。

　　和高校就业质量报告一致，蓝皮书也显示出近三年的大学毕业生倾向到三、四线城市就业的趋势。2018年，大学生中想去三、四线城市工作的比例为7.29%，到2021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11.77%。

　　“有几个关键因素对毕业生影响较大，带动毕业生将目光投向三、四线城市。”魏国学分析，城市边际发展能力和就业竞争强度此消彼长，一线城市逐步趋于成熟定性，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释放高质量就业岗位的速度同步趋缓，劳动力市场对毕业生学历等门槛要求提高，求职竞争日益激烈，三、四线城市虽然整体发展水平不高，但发展速度较快，利好就业并舒缓竞争。

　　“数字经济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距离和区位对职业生涯的影响。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提高，创造了大量分散在三、四线城市的新就业岗位，毕业生薪资、机遇、发展空间与一线城市的差别并不明显。”魏国学提醒，到何类城市就业并非一锤定音，而是多次博弈。00后等新生代毕业生择业观更灵活，工作转换频率更快，无论一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都不可能快速锁定职业生涯，愿意去三、四线城市就业，也能重返一线城市。

　　(记者 陈鹏 通讯员 鲁山青)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