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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上调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

　　中新网1月11日电 据绍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11日消息，绍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近日印发《住房公积金“惠民生、促共富”十条举措》的通知。

　　通知提到，上调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支持缴存职工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进一步上调全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即三区及诸暨市单职工家庭贷款最高额度由60万元上调至70万元，双职工家庭贷款最高额度由80万元上调至100万元；嵊州市、新昌县单职工家庭贷款最高额度由35万元上调至50万元，双职工家庭贷款最高额度由60万元上调至80万元。

　　通知还提到，上调住房公积金贷款保底额度。聚焦“扩中”“提低”，将全市住房公积金贷款保底额度统一调整为不低于30万元，让更多低缴存职工享受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红利。

　　在支持新就业大学生首套首次住房公积金贷款方面，通知明确，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毕业3年内在绍兴市落户或就业，在全市范围内购买自住住房，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首套首次住房公积金贷款给予额度上浮20%的支持。

　　此外，完善二孩、三孩家庭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二孩、三孩家庭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可贷额度允许分别上浮20%、30%，但不得超过最高额度的120%。

　　提高职工租赁提取住房公积金标准方面，加大租赁住房的支持力度，缴存职工本人及其配偶在住房公积金缴存地均无自住住房且租房自住的，提取住房公积金的额度提高至不超过1500元/月·人标准，同时职工可在一年提取一次的原则下灵活选择提取时间。

　　支持农村自建房屋住房公积金贷款方面，缴存职工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凭合法审批手续在绍兴市域范围内农村自建房屋可以申请贷款，但需第三方担保或其他商品房作为抵押物。

　　通知还提出支持住房公积金贷款“带押过户”。积极探索二手房交易“带押过户”新模式，加强部门协同，有序推进二手房交易住房公积金贷款“带押过户”业务，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优化按月对冲还款业务规则方面，缴存职工(主贷人)办理了按月对冲还贷业务，其配偶(或共同借款人)因不在同一区、县(市)无法办理对冲还贷业务的，允许到窗口柜面按年提取扣除对冲部分金额后的实际已还款额。

　　此外，优化住房公积金服务网点分布。聚焦高水平网络大城市建设，结合重要片区、节点建设，在袍江等新增多个住房公积金便民服务点，方便职工群众就近办理。

　　通知明确，加快住房公积金业务数字化改革。紧盯关键小事，围绕“一件事一次办”，持续推进数字化改革，加强数据共享，进一步拓展线上业务办理范围、优化办理流程、减少申请材料、不断提升网上办、掌上办服务水平。

　　上述政策自2023年1月1日起执行，涉及贷款额度上浮的支持政策不重复叠加。(中新财经)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